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今年以来遭遇较大的下行压力,
使得一向极为“珍视”GDP这个最重要考核指标的各级各地政府极为紧张。于是,在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基调下,早已按捺不住原先稍稍压抑的投资热情,纷纷
出台远超自身财力的投资政策计划,其中尤以中西部地区最为积极。可以预计,随着地方版“四万亿”刺激计划的陆续展开,今年中国经济录得“8%”的经济增速
应该不会有太大难度。
另一方面,有专家再次提出,应当加快城镇化步伐,认为这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动力。其实,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是变相“投资依赖症”的发
酵。因为按照该种逻辑,城镇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进而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而这一切显然离不开投资的带动作用。专家们可能看重的是中国
的城镇化进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基于投资乘数效应的GDP增长。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经验已经告诉世人:城镇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
与人居环境理应是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何况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为了推行城镇化而强行圈地进而破坏既有生活环境的逆人居与生态行为,已经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城镇化尽管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但也有其内生的机理,不能一味强推。如果将其作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显然本末倒置。